以柔润刚，上海图书馆传拓技艺亮相非遗体验课 来源：文汇报
“传拓技术，是中国最古老的复印机，它起源于魏晋，传承至今，”在由万代南梦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的“非遗技艺体验课”上，古籍修复第三代传人张品芳当场示范了海派碑刻传拓的几个代表性工序。
“上墨”时，张品芳双手各持一拓包，互相配合着富有弹性地打出“斜下直落”的“节奏”。轻了上墨太少，重了又容易把墨“卡”进字口。要让拓品达到纯正清晰、均匀圆润的效果的同时又不伤害石碑，需要手上柔软劲的功夫，小小体验一把，就让初学者尝到了手腕泛酸的滋味。
张品芳恩师、古籍修复第二代传人、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赵嘉福先生也来了现场。“双拓包，正是海派碑刻传拓的独有技法。”赵嘉福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我们今天说的海派，又可称为南派，它发轫于江南文化，在上海得到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
江南的技艺，上海的传承
追求卓越、细腻、精致、清雅——海派古籍修复技艺的特点，同时受到地理、气候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历史上的江南一带文艺繁荣，书画交流频繁。玲珑精致的江南园林，尤喜以碑文作为景致，体现士大夫的志趣与学问。久而久之，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一批服务于艺术家、技艺高超的独特匠人。例如，装裱技艺就以“苏裱”首屈一指，众人叹服。
随着上海开埠，这些顶尖师傅跟随着一批文化名人，把生意、手艺都带到了上海。以“大刀切书”闻名遐迩的苏州曹有福和以精湛的石刻、碑帖装裱技术名扬四海的无锡黄怀觉就是上海图书馆的第一代修复师。
黄怀觉13岁时就到苏州的一家碑帖店当学徒，六年满师时已经学会刻字、拓碑裱帖、抚拓钟鼎彝器等一手好技艺，随后来到上海，在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家里专职为其修复拓片。
“那时候行业竞争大，手上活儿不行就要饿死。师父的眼界、手头功夫和文化修养都是一等一的。”赵嘉福谈到，他17岁进入上海图书馆时，这个领域的“专家”配置就非常全面，“古籍修复方面，南方顶尖的老师傅就在上海图书馆，江南碑刻传拓的顶尖师傅也在上海图书馆，我们有裱画的、修字画的、刻碑的、拓碑的、修复古籍的……在这一个范畴内，上海图书馆就是代表江南水平。”
古籍修复是手感、分寸和火候的艺术，理论文字难以描摹全面，靠一代代师父口传与心授，这时候，学徒自己的“拼搏心”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学篆刻，赵嘉福不光每天坚持练书法，还看了大量印谱、拓本，从临摹印稿学起，聪明加上勤奋，久而久之，他的碑刻作品有了“金石气”。
“要把老师的技艺全部学到手，还远着呢！”赵嘉福的弟子、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保护中心修复部主任张品芳是目前国内罕有的能独立完成传拓、拓片修复与篆刻的专家，从事古籍修复已经31年。作为“第二代”和“第四代”之间的桥梁，她深感这份传承的意义之重大。
2019年先后入选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时代的发展，对修复师这个职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专业要求。海派古籍修复技艺也迎来了传承、发展、创造的新空间。
如今，古籍修复团队整体文化层次提升了，不仅有本科生，还有硕士生、博士生。“古籍修复需要新时代的人才，”张品芳要求第四代传人们向“一精多专”的方向发展，每一个人都有最擅长的领域，但同时又具有广阔的专业视野和艺术修养。熟悉历史上各时期典籍的版本与装帧样式，熟悉不同纸张、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广泛涉猎出版学、目录学、古汉语学、古文字学以及印刷、美术、字画、金石等学科知识。
未来，古籍修复领域的发展也一定离不开跨学科的合作。譬如古籍修复师是和“纸”打交道最多的一群人，但时常遇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中国古代社会对纸的使用非常讲究，但流传至今，很多制造技术已经失传，比如澄心堂纸、红筋罗纹纸等。“虽有补天之神，必先炼五色之石。我们需要化学、微生物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介入，为古籍修复提供最合适的环境、材料，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张品芳说。
“快”的时代，“慢”的信仰
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传统文化和考古文博领域的重视，以及《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网络传播的助推，让原本冷门的古籍修复“热”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这个专业产生向往。
这让张品芳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刚进上海图书馆时，女职工修书，男职工学装裱、碑刻似乎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但张品芳有点不服气，“我有力气，刻碑我也能干！”赵嘉福被这个不怕吃苦的女学生打动了，但他对张品芳说，自己绝不会因为她是个女孩子而对她降低要求，“跟我学刻，刻错一笔就不要跟着我了，你就改行吧！”
古籍修复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动手，容不得“万一”。刻碑刻得慢一点没关系，但必须考虑成熟了才能下刀。尤其是在雕刻中，要求笔墨仍需保持气韵生动，因而，碑刻及其传拓技艺可以说是书法艺术的延伸，是艺术再创造的过程。
张品芳和她的老师一样，喜欢钻研书法，时不时向书法家请教。如何处理笔墨的枯荣浓淡，如何理解某些字迹因为年代久远产生的磨损和旧迹感——张品芳说，要如实“复原”出作品本身的艺术状态，最终凭的就是翻刻者的手艺、功力、艺术审美高低，“其实一天刻不了几个字，有大把的时间是花在思考与准备上。”
明代周嘉胄对古籍修复师提出了“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的要求。古籍修复，如病延医，是一场与时间争分夺秒的赛跑。今天修复师们所要面对的浩如烟海的古籍、修补不尽的文物，是对传统日复一日的坚守。
修补一本古书，要经过拍照记档、拆书数页、选配补纸、清洁书叶、修补、润湿压平、折叶、捶平、压实、齐栏、打眼、穿稔等十几道工序。若损毁严重，一页纸要耗上几个小时，而修复好一册古籍，一般耗时一两个月，有时甚至需要一年或更久远的时间。
古籍修复，仍像许许多多中国传统的匠人工艺一样，信奉着用时间喂养技艺的古老信条。“光靠情怀，难以维持，”这一行有不少抱着想象入行的年轻人，最终因为寂寞与清贫选择了离开。
古籍修复师的工具大多都是跟着他们走一辈子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一生只做好一件事”是他们的修养与浪漫。“现在学习条件更好了，但心也浮躁了，什么都想学又什么都学不精，不肯花时间下去钻研，希望传承人们要真正懂得艺术，坚守自我，为这份职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赵嘉福说。